礦監稅使雖然貪婪，但他們搜刮上來的錢財是萬歷后期內帑的重要補充來源。泰昌帝此舉，直接斬斷了內帑這條雖然污濁但尚能流淌的財源，卻沒有提出任何有效的替代方案來充實國庫和內帑。
直接導致朱由校所面對的財政困境—皇帝想做事，卻發現自己窮得叮當響！
而同樣是在東林黨人的推動下，泰昌帝下旨召回了大量在萬歷朝被貶斥或罷官的官員，其中大部分是東林黨人或其同情者。
如鄒元標、王紀、高攀龍、孫慎行等紛紛被起復，并迅速占據要職。這一舉動，極大地增強了東林黨在朝堂上的勢力，使得原本就激烈的黨爭天平瞬間傾斜。
東林黨人得勢后，立刻開始清算政敵，利用“紅丸案”猛烈攻擊首輔方從哲等非東林派系，朝堂局勢非但沒有因新君登基而穩定，反而陷入了更加混亂和尖銳的對立。泰昌帝本想“眾正盈朝”，結果卻親手點燃了黨爭的熊熊烈火。
最為直接的體現就是，當時的正在與后金整軍對峙的遼東經略熊廷弼就因為被認定為楚黨，便被以姚宗文、顧慥等為首的御史言官（多為東林黨人或親東林者）群起攻訐彈劾。?而取代他的，竟然是一個擅長治水的文官，時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、負責巡撫遼東的——袁應泰。
然而，將一個擅長治水的文官，推向對抗努爾哈赤八旗鐵騎、關系帝國生死存亡的遼東經略之位，這本身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！袁應泰完全不具備主持遼東大局的戰略眼光、軍事才能和對后金兇猛本質的清醒認識！
而這一切，只因為?袁應泰與東林核心人物（如劉一燝、韓爌、葉向高等）關系密切，被視為“自己人”、“信得過的人”，在黨爭中屬于安全陣營。
最后直接導致沈陽、遼陽這兩座遼東最為核心、最為堅固的戰略堡壘在極短時間內相繼陷落！遼東最精華的地帶幾乎完全淪入后金之手！無數軍民慘遭屠戮！
大明徹底失去了在遼東的戰略主動權和大部分防御屏障，只能退縮到山海關一線。熊廷弼一年多的苦心經營毀于一旦，整個遼東局勢急轉直下，墜入深淵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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