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實，剛才那會古坤全已經在與高凡討論股權比例的問題了，但高凡沒有特別在意這個提法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股權分配上了。現在聽古坤全說出股份制公司這樣的概念，高凡才后知后覺地想到了政策是不是允許這個問題上。
古坤全神情嚴肅地說：“合股經營這種方式，其實政策上一直都沒有禁止過。前些年只是因為大家思想比較僵化，所以不太敢去碰這個問題。這兩年，中央提倡要解放思想，外省市已經有一些地方和單位在嘗試搞職工入股，或者全民與集體聯營的方式，其實就是股份制經營了。
“我給你舉個例子：去年，東北有一個地方的供銷社支持三名退休干部帶領33名職工子弟，創辦了一家股份公司，規定每股100元，共籌集了近3萬元的資金，開辦了飯店、雜貨店和一家化工廠，目前經營情況都很好。
“這個事情是登了報的，你想想看，報紙上都登出來的事情，還能有什么錯嗎？”
“還有這樣的事情？”高凡算是開了眼界了。他還以為股份制經營這樣的方式，怎么也得過上好幾年才會在中國大地上出現呢。
80年代初的中國，是典型的“摸著石頭過河”。國家的政策走向不明朗，只是鼓勵各地解放思想。一開始，基層還有些戰戰兢兢，不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，哪些事情不能做。待到發現那些敢于越過雷池的人并沒有受到什么懲罰，反而得到了報紙的承認，大家的膽子便大了起來，各種各樣的創新就紛紛冒出來了。
多年后，經濟學者回顧這段時間的經濟政策，往往會感慨實踐走在了理論和政策的前面。許多理論界覺得還存在疑問的做法，在基層已經轟轟烈烈地做起來了，積累下了無數的經驗與教訓，成為理論研究以及政策制訂的依據。
也就是在這個時期，“撐死膽大的，餓死膽小的”這么一句亦褒亦貶的俗語開始為人們所接受。
這就是后世所說的：
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，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。
當然，身處局中的高凡沒有這么多酸熘熘的感慨，他只需要管好自己眼前的事情就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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