說到底，還是大明朝的商人政治地位太低導致的。
農業為“本”，工商為“末”之說，源自管仲、商鞅、韓非等先秦思想家。
管仲率先將人們的職業劃分為“士、農、工、商”四類，認為“舍本事而事末作，則田荒而國貧”，他還在齊國推行“四民分業定居”的政策；商鞅主張勸農抑商，認為“能事本而禁末者富”；韓非則明確提出“農本工商末”的言論，將工商業者列為“五蠹”之一，屬國家打擊清除之列。
此后，“重農抑商”思想便成為中國歷朝歷代官方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。
朱元璋做為一個自學成才的皇帝，自然把古之圣賢的話視為金科玉律，所以在制定大明國策時就是偏向重農抑商，對商人限制較多。
至于商稅極輕，那其實也是因為剛剛結束戰亂，大明百廢待興的需要。
而他嚴令禁止官員對商人進行盤剝，更多的恐怕也是因為他對貪官污吏的憎惡使然。
海運能否取代漕運，這個其實應該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，至少魏廣德是這么想的。
他當然不會頭鐵的去和漕運利益集團碰撞，那只會讓他粉身碎骨。
還是只能用滴水穿石的方法，一點一點的打破漕運集團堅固的防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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