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太后和陳太后，兩宮太后，對腐儒頗為不滿，陳太后更是覺得朝中大臣，是拿著儒家那些條條框框約編了一個筐，把皇帝放了進去，大臣不過是借著圣賢二字，約束皇帝。
那些個深受儒家教育的大臣們、勢要豪右們、縉紳們，對儒學經(jīng)典，但凡是有一點恭順之心，還能置國家不顧，不弘只毅，就知道矢志不移的挖大明的墻角？
李太后語重心長的解釋了一番原因，若是皇帝真想做，也可等到長大了，等到了親政時候再做。
朱翊鈞全然了解李太后的擔心，點頭說道：“孩兒知道了。”
他回到乾清宮內殿寢室之后，既沒有讀圣賢書，也沒有思考晉黨之事，而是在思慮著，如何把種植土豆、番薯這件事推行下去。
朱翊鈞連收洋船的稅都顧不上，全部的心思都在這土豆、番薯之上。
他在短暫權衡之后，就決定一定要走下去，而想要擺脫君民同耕的禮教束縛，這件事的關鍵先生，不是旁人，正是張居正。
張居正掌控內閣，若是他能夠堅定的支持自己親事農(nóng)桑，君民同耕，那這件事未必不能成行。
張居正不是個傳統(tǒng)的、守舊的、迂腐的、冥頑不明的儒學士，但凡是改革派，都對舊有的制度會產(chǎn)生疑惑，進而想要改良它，施展自己心中的抱負。
事實上這件事無論如何，朱翊鈞都不算吃虧，哪怕是最后不能君民同耕，引起大明上下內外，對土豆、番薯這些作物的重視，朱翊鈞這波就是血賺不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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