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為凌駕于各個階級之上的公權，作為調解社會矛盾的超然力量，大明有司無法履行自己調節矛盾的職責，反而在激化矛盾，不斷的設立各種名目，征求于百姓，而勢豪大戶又畏懼于朝廷的威權，不敢多問，只能讓下戶貧民苦力，承受這個代價。
這是張居正總結的第二個原因。
在奏疏中，張居正又進行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，他說：[近來因行考成之法，有司官懼于降罰，遂不分緩急，一概嚴刑追并；其甚者，又以資貪吏之囊橐。以致百姓嗷嗷，愁嘆盈閭，咸謂朝廷催科太急，不得安生。]
考成法好歸好，也不是全無問題的，言官們天天泄泄沓沓的聚斂之弊，也有所展現，這種極為功利的考成法，有司官衙為了完成KPI，畏懼降罪，不分輕重緩急，全都要嚴刑峻法的追欠，導致了百姓惆悵萬分，都說朝廷催科太急，不能好好生活。
這是張居正總結的第三個原因，怪他這個當國的首輔。
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是相互批評的基礎，不從自己身上找原因，一味的批評他人，容易造成盲目，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這一對矛盾，是一種自我進步和互相進步的方法論。
自省是一種美德，夫子亦云：吾日三省吾身。
對于積欠，張居正的辦法是：免追欠的同時繼續追欠。
“先生免禮回話，前面朕都看明白了，唯獨這個免追欠，而繼續追欠，朕不明白，具體該怎么做？”朱翊鈞將奏疏十分認真的看完了，發出了自己的疑惑。
張居正這是既要又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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