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而有司并不用追欠，惡名都在稽稅房身上，有司只需要安頓好百姓，也可以秉公辦事了。”
張居正這話講的已經很明白了，大明的官吏不全都是壞到流膿、性本惡的壞種，江陵知縣李應辰，遵朝廷號令清丈，反而被地方權豪給打了，如果打了白打，那朝廷的旨意自然無法貫徹。
但是江陵縣權豪們打了李應辰，付出了極其慘烈的代價，一方面生員全都被革除名錄流邊，一方面清丈還田得到了進一步的貫徹。
有司不再追欠，大戶由稽稅房處置，有司可以秉公辦事，天下安定，就可以期許一二了。
在這個復雜的三體矛盾中，兩兩矛盾，張居正這一套組合拳，是連消帶打，以明旨取消各種追欠，則是分化了權豪和小民的共同利益，而且緩和小民和有司的矛盾，而后繼續追欠，則是加劇權豪和地方有司的矛盾，進一步杜絕姑息之弊。
下戶貧民是這個復雜三體矛盾中最弱勢的一方，同樣也是掌握了唯一消滅大明朝廷力量的一方。
根據明攝宗張居正文集思想，大明想要千秋萬代，只要讓每個百姓都有鞋穿，就能國祚綿長。
一方面是一種奇怪的量化，腳離心最是遠，所以最不愛護，若是能想起來穿鞋，那代表著大明百姓至少能夠生活，不是活不下去了，百姓誰樂意造反？
另一反面，這是一種隱喻，就是施政的時候，多多想到百姓，百姓是大明的腳。
“大明幸有先生。”朱翊鈞高度肯定了張居正的政令，張居正能當明攝宗，是靠實力，靠的是讓天下百姓安居樂業的本事，他有決心、有手段、有能力、有信心讓百姓過上踏實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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