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的讀書人，是一個很復雜的群體，當你想夸獎他的時候，可以用讀書人來夸獎，當想罵的時候，同樣可以用讀書人來夸獎。
孫繼皋作為狀元郎，是讀書人的佼佼者，公然干擾大明為國選士，科舉的公平與公正，在干涉之前，連元輔都知道了有人在作妖，而吳桂芳作為讀書人，則憂國憂民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。
這本屯田疏，是一篇雄文。
其中后面兩條總綱，充斥著一種理想主義的愚蠢。
美利堅的林肯，宣布廢除奴隸制，是因為戰場上的被動，為了軍事需要而不得不如此宣布，南北戰爭打完后，林肯就被刺殺，死在了福特劇院內。
林肯的廢奴宣言，其實已經非常溫和了，但是在戰爭結束之后，他還是死在了刺客手中。
美利堅那片土地，一直到2013年，密西西比州才徹底廢除了奴隸制度，也是一個漫長的斗爭過程。
漕運總督吳桂芳的這本奏疏，則更像是一種追求大同世界的奏疏，因為大明并沒有爆發出激烈的民亂，需要朝廷做出決策。
大明朝廷的政令通常都是被動性的，這也符合肉食者鄙的基本特征，大多數朝廷的政令都是還沒摁下一個葫蘆，就又起了一個瓢，而且政令對于緩和社會矛盾，都有強烈的滯后性，通常政令到達地方的時候，地方自己已經斗出了一個結果。
而吳桂芳的奏疏，則是主動性的，主動去緩解社會矛盾，通常情況下，會被縉紳們視為一種閑的沒事、沒事找事，政治的智慧應該是：只要能用就不要動，能不做就不做，多一事，則有一事之擾；寬一分，則受一分之賜。
朱翊鈞對吳桂芳的奏疏是高度認同的，但是要執行起來，難度很大，但同樣，吳桂芳的奏疏，前三條的意義仍然非常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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