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分種，三分管，五分肥，大明的番薯產(chǎn)量大約是寶岐司的六成到八成左右，完全看肥力，寶岐司那不是種地，那是把薯苗當(dāng)祖宗伺候。
主要是肥料上的差別，即便是如此，番薯生民無數(shù)。
陜西、山西、一共開設(shè)了三十萬畝的種田，這些種田并不是連貫的，而是各府縣里，都有涉及其中，地窖若干，主要種的是馬鈴薯，而不是番薯，種植面積已經(jīng)達到了三萬余頃，饑饉餓殍比之往年明顯減少。
而河南、湖廣的種田只有二十萬畝，種植面積也只有兩萬頃左右，主要產(chǎn)區(qū)集中在了一些丘陵地區(qū)。
京畿、遼東的種田京畿有四十萬畝種田，而遼東只有五萬畝種田，種植面積超過了四萬五千頃，戶部已經(jīng)有聲音說要對番薯征賦的打算，但是張居正依舊不肯，并且認為番薯本就是救荒所用，不宜征賦，但是戶部仍然認為萬歷十年起，就應(yīng)該征賦，否則借著番薯名義不納正賦，會蔚然成風(fēng)。
而這里面，王崇古在西北宣大等地的番薯推廣工作中，仍然是一騎絕塵，再次摘得桂冠，以宣府、大同府兩府之地，種田三十萬畝，種植面積三萬頃、畝產(chǎn)為八成，遙遙領(lǐng)先。
主要是十九萬的力役安置，人糞多讓西北番薯的產(chǎn)量變多，其他地方也就是六成而已。
“朕不知讓大司寇回京是對是錯，大司寇離開了宣大后，宣大的種田不僅沒有增長，還有所降低。”朱翊鈞看著手中的奏疏，察覺到了一個現(xiàn)象，吳兌和王崇古漸行漸遠了。
更加明確的說，吳兌在作死。
王崇古說兩三年內(nèi)，他還能管得住，那之后，西北鬧出什么亂子，他真的不敢保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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