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了正月，京城的各大衙門已經恢復了正常的辦公，來自兩京十三省的各種奏疏公文送入京師，再分派到各個衙門里處理，最后再由各部把決議上奏皇帝知曉，緊急奏疏除外，那是要直接面圣的，處理完后再發(fā)出。
這就是京城官場的運轉模式。
大明的天下已經一百余年，按理說應該是天下太平無事，即便有些地方小打小鬧，天災人禍不斷，可事務卻不見減少。
每天依舊是流水一樣的公文入京再發(fā)還，管理著整個大明帝國疆域內發(fā)生的大小事兒。
這么多年下來，雖然明初由太祖朱元璋定下了朝廷的框架，可是各部不時出現大量公務堆積，為了運轉順暢，所以不得不一次次擴充人手。
到了地方，類似情形也不顯見，各省三司及地方官署職位更是膨脹數倍。
明朝官場有個很有意思的情況，那就是朱元璋定下了一個比較合理的官制，但是卻同時出現官冗和官缺的問題。
冗官，指無專職而備執(zhí)行臨時使命的官吏，亦指閑散無事的官員。
在中國古代，人浮于事、機構臃腫常成為社會沉重的負擔，北宋時期尤為嚴重，歷史教科書上就有北宋的“冗兵、冗官、冗費”的記載。
歷北宋一朝，官員泛濫成災始終困擾朝廷。
明代官制分為三個部分，即中樞、地方和軍事，那時在選用官員上有一種說法叫做“三途并用“，在《明史·選舉史》中也記載“進士為一途，舉貢等為一途，吏員等為一途，所謂三途并用也。”也就是通過這三種途徑中的任何一個，都可以為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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