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順帝攜了袁易，告退出清溪書屋，復乘明黃亮轎乘輿，儀仗逶迤，往凝春堂向皇太后請安而去。
書屋之內，頃刻間復歸一片寂靜，唯余窗外風拂竹葉之颯颯，與溪流淙淙之清響。
景寧帝并未即刻重拾案頭的那卷宋版《周易》，只緩緩端起身旁一盞溫熱的茶水，以蓋輕撥浮葉，徐徐呷了一口。
清茶入喉，唇齒留香，他的心神，卻不在茶味之上，而是沉浸于方才那場臨時起意的考較之中，細細回味著袁易的兩番奏對。
這位御極六十一載、歷經風雨、學識淵博的一代雄主，雖已是頤養天年之身，其目光之銳利、思慮之深邃，卻非常人可及。
適才他看似隨口問出的兩個問題，實則皆經深思熟慮，暗藏機鋒，皆是檢驗一個皇子心性、格局、智慧的試金石。
第一個問題，他引用《系辭上傳》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”，借天地喻人世，真正問的是：人如何通過理解天地秩序，來確立自身的社會身份與道德責任？
袁易在奏對中，強調天地秩序不可逾越，人需承認并遵守社會中的尊卑分工（如君仁、臣忠、子孝），本質是儒家“正名”思想。他既反對逾越本分，也反對消極逃避責任，呼應《中庸》“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”的理念。他又引用《周易》“君子以儉德辟難，不可榮以祿”，說明即使身處低位，也可通過儉德修煉尊榮，揭示了儒家重要的悖論：外在地位有高下，但道德尊嚴可通過自我完善超越世俗等級。
袁易的奏對符合儒家正統，強調了“守卑位”并非被動屈服，而是主動修德以成圣賢，又指出君主需有“仁”的約束，也為弱者提供了精神出路。
這番奏對，完美符合了“經筵奏對”的理想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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