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靖二十八年，張居正以庶吉士的身份，上了一封《論時政疏》，指出大明的臃腫痿痹五病之疾，當時朝中首輔是嚴嵩，嚴嵩對這奏疏評價為義氣之作。
嘉靖三十三年，張居正請了病假回家了，不在烏煙瘴氣的朝堂廝混，多少也有點心灰意冷，他這一回鄉，就是三年。
三年時間，張居正寄情于山水之間，四處游覽，行萬里路，讀萬卷書，四處游玩，日子過得極為瀟灑，但是在四處游玩之時，張居正也看遍了人間百態，知之真切篤實處，行之明覺精察處，對大明的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曰：一變而為宗藩繁盛，骫權撓正，法貸于隱蔽；再變而田賦不均，貧民失業，民苦于兼并；又變而僑戶雜居，狡偽權詭，俗壞于偷靡。
世道變了。
第一變：大明宗親繁衍昌盛，人數眾多，枉曲權力阻撓正義，律法不能約束逐漸隱蔽了起來。
第二變：田畝的賦稅勢要豪右總是有各種辦法，能少交就少交，貧苦承擔這些稅賦自然會破產，只能賣地求活，貧苦百姓沒有了產業，被土地兼并折磨的苦不堪言。
第三變：則是流民和百姓雜居，狡詐虛偽權詐詭辯，風俗逐漸被奢侈的生活所敗壞。
世風日下，禮樂崩壞，天下岌岌可危。
張居正在嘉靖三十六年回朝之后，也變了，變得斤斤計較，變得眥睚必報，變得面目可憎。
戚繼光是他的門下，有人欺負到了他的頭上，他就不會受這個氣，既然王崇古不能約束京營諸軍，以下犯上，沖撞戚繼光，這口氣，戚繼光肯忍，張居正不能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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