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居正接著說道：“孟子跟梁惠王說治國需要仁義，是因為當時王道不明，人心陷溺，各國的游士，莫不是以功利之說，阿奉君王，就盡是些茍且之言，而孟子獨舉仁義，是為了遏制人欲橫流，存天理于即將毀滅之時，其有大功。”
“七篇之中，無非此意，讀者宜詳味焉。”
孟子只說仁義，是孟子所處的環境下，世上的公功利之說已經足夠多了，而不是孟子不講功利，若是只讀《孔子》、《孟子》，死板教條，而忽略了當時的社會情況去理解圣人訓，一定無法理解圣人的本意。
“先生大才。”朱翊鈞頗為感慨的說道：“禮部尚書萬士和，之前為南衙縉紳申辯時，就曾經說過一句話：惟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言利，以啟危亡之禍！”
“惟，只有，萬士和說只講仁義就夠了，而不必言利。”
“萬士和，嘉靖二十年進士第五十八名，隆慶初年官至禮部左侍郎，可就是連萬尚書讀書，似乎讀的都不是那般精通，只知道刻板教條的引用，似乎只要違背了一點點圣人訓，就是干了天和，沒了天理，明天大明就要亡了。”
張居正認真的思考了下說道：“萬尚書最近讀書已然精進，就像人活著總要吃飯，朝廷要安天下，自然要言利的。”
海瑞兩次秒殺萬士和；馮寶三次引用孔夫子孟圣人的話去罵萬士和，不讀書，讀死書；朱翊鈞更是兩次開口訓誡，萬士和讀書終于算是有了點模樣，至少是踐履之實，甚至偶爾還會依仗著矛盾說這個工具，去分析圣人訓。
這是一個不錯的轉變。
張居正是循吏，君子恥于言利，張居正不會，他提出了富國強兵，處處都是言利，甚至還要變本加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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