誣告的處置方法通常為反坐。
在漢時，《漢書》將誣告和殺傷人化為等號，明確規定：年八十以上，非誣告、殺傷人，佗皆勿坐。
誣告是言語中傷和武器傷人等同。
在唐時，《唐律疏議·斗訟三》：諸誣告人者，各反坐。反坐的意思是把被誣告的罪名所應得的刑罰，加在誣告人身上。
明承唐制，大明律在誣告反坐上更加嚴厲，為罪加三等，明文為：誣告人答罪要加所誣罪二等；誣告人流徒、杖罪要加所誣罪三等。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；誣告人死罪，所誣之人已殺者，反坐以死。未決者，杖一百流三千里，加役三年。
《綱憲事類》中和大明會典的都察院篇也對科臣要求不準宿娼、不準攜妓游玩，不準潛赴戲院游蕩等，也有不準誣告，反坐加所誣罪三等。
科臣言官是大明糾錯機制中，極其重要的一環，如果科道言官武器化、工具化，成為排除異己為虎作倀的工具，大明的吏治，立刻就會徹底崩壞。
從大明朝的實際監察情況來看，言官發揮的作用呈現了一種下滑的趨勢，前中期還好，到了中晚期，言官就從吏治的去污劑，變成了吏治腐化墮落的催化劑。
張居正其實對科道言官也沒什么好辦法，他不能對科道言官下手，否則就是坐實了傅應禎對張居正的所有指控。
張居正不方便出手沒關系，朱翊鈞出手就行。
緹帥趙夢祐磨刀霍霍一直在等，把地上的四個人拉上了長凳后，就舉起了廷杖來，重重的打了下去，言官們在一下又一下的廷杖中，不斷的痛哭哀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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