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朝的讀書人不讀史書，也不完全是大明起的頭，說到不讀史，就繞不開一個人，那就是朱熹，這個朱程理學的圣人。
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有《春秋》是魯國的編年史，也是春秋時候魯國的國史。
而圍繞著《春秋》這本國史也有補充、解釋、闡發的傳，也是儒家經典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和《谷梁傳》。
朱熹認為《春秋》就夠了，對于左傳的態度是：左氏乃一趨利避害之人，要置身于穩地，而不識道理，于大倫處皆有錯。
就是說《左傳》的作者左丘明是個小人，他的每一個字都不符合三綱五常的大倫，都是錯的，自此之后，春秋的三傳也被完全開除了儒家經典的行列。
朱熹的這個觀點得到了廣泛的認同，比如宋末元初的大文豪鄭思肖，將這一概念從左傳，延伸到了所有的史書之中，說：自《春秋》后，史筆不知大倫所在，不過紀事耳，紀事而不明正理，是者非偽者正，后世無以明其得失，諸史之通弊也。
到了這里還不算完，到了元時，將史分為“圣人之史”和“史臣之史”，圣人史就是《尚書》和《春秋》，元代儒生更加明確的指出：自有《尚書》，二帝三王之治，燦若日星，其余皆可以存而不論，不嫌于略也。自有《春秋》，二百四十年之行事，明如指掌，其余皆可以論而不議。
尚書和春秋是圣人的史書，就連司馬遷的《史記》班固的《漢書》都被認為是帝皇王霸之跡，不值得一提，從《春秋》之后的史書，都不用讀了。
這就是當下大明朝讀書人，凡讀書，先讀論語、孟子、然后中庸、大學，再讀尚書、春秋、禮記、詩經和周易，若未徹讀四書五經，就讀史，心中便沒有權衡，多有疑惑。
別說大明國史的實錄了，就是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資治通鑒》之類的都不在必讀的名單之上，更別提朱翊鈞一直在學的算學了。
朱翊鈞讀史，張居正給小皇帝的教育中總是總結歷代的興衰與教訓，告訴小皇帝有些事能做，有些事不能做，比如張居正就一直在反對小皇帝用重刑對付科道言官，這是大明的耳目之臣，大明重要的糾錯力量，傷了耳目之臣，的確會傷到根基，這是以史為鑒的，歷代明君，莫不是良言嘉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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